
【1949年4月29日,颐和园益寿堂】 “柳先生,我来听取您的意见。”毛泽东刚踏进院门就开口。柳亚子抬头,拄着拐杖,脸色还带着没散尽的怨气,却还是拱手相迎。这一幕通昭配资,后来被警卫员悄悄写进了工作日记。

当时的北平春寒料峭。三天前,刚从六国饭店搬来的柳亚子对住宿、饮食、座次统统不满意,甚至因为一碗菜火气上涌,拐杖差点敲到管理员的肩膀。周恩来过来做工作,说了半个小时的话,一句“打人不合我们规矩”让他有些挂不住面子,可情绪并没完全消散。
柳亚子不是一般诗人,他早年跟随孙中山举旗反清,辛亥后又主张护法;日本侵华时,他辗转西南,借诗笔疾呼救亡;抗战胜利后,他公开反对国民党内战,被特务盯上,不得已逃到香港。六十多岁的人了,背影依旧挺直——这一点,毛泽东格外欣赏。
毛、柳初识在1936年广州,一壶清茶,一首旧体诗,两人皆觉投缘;第二次相见是重庆谈判,那首震动山城的《沁园春·雪》正是柳亚子“索句”所得。第三次重逢便是现在——中国革命胜负已分,新政权呼之欲出,可诗人却因为礼遇问题写下《感事呈毛主席》,字里尽是牢骚。

毛泽东收到那首诗,当夜批示:先把生活安排好,再谈情绪。随后秘书田家英忙着给柳亚子找车、安排拜谒香山碧云寺的行程,还请摄影师跟拍。表面看,这只是细节;暗地里,毛泽东无非想告诉柳亚子:你不是客人,而是自己人。
见面时,两人先聊旧事。毛泽东笑着数道:“粤海饮茶、渝州索句、北平读章——三次见面,次次都离不开诗。”柳亚子叹道:“脱胎换骨通昭配资,全赖这一场大风大浪。”紧接着,毛泽东把话锋收紧,“牢骚太盛防伤身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”这不是即兴,而是他昨晚写好的《和柳亚子先生》。诗人听罢,沉默片刻,轻轻点头。

半小时后,两人划船入昆明湖。湖上风硬,柳亚子裹紧大衣,毛泽东却反把棉衣敞开,他指着碧水说道:“昆明湖不比富春江,可今天的北平有主了,想说什么尽管说。现在不同了,你可以自由发言。”这一句击中了诗人的要害——几十年漂泊,他最怕的正是言论被噤。
回到益寿堂,柳亚子喝着热姜茶,主动提笔润改旧诗,把“怨”字换成“愿”字。第二天,他递交申请:参加筹备中的政协,并愿随军南下采访。毛泽东批红:“可。”

七月,新政协名单公布,柳亚子名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有人替他庆贺,他摆手:“我不过写字的,可如今写字也算生产力。”这种说法,放在那年夏天很新鲜,也很管用。
国庆那天,诗人被请上天安门城楼。他看见五彩礼花,忽然想到毛泽东那句“赤膊上阵”,便现场填《浣溪沙》。刚写完,工作人员拿去给毛泽东,短短半小时,主席的和词就送回来。柳亚子摸着纸页,低声念:“一唱雄鸡天下白,万方乐奏有于阗。”旁人只当他在背诗,没人注意到他眼角微湿。

1950年秋,志愿军入朝前夕,毛泽东与柳亚子再度唱和。外界只看到领导人的从容,却不知道内部决策的艰难。柳亚子说:“我不懂兵法,只懂写诗。”毛泽东回:“诗可以兴,也可以寓兵。”一句话,把文化与战争、情感与国家命运连在了一起。
随后数年,柳亚子身体走下坡路,但笔仍不停。《七律》《忆秦娥》……一共三百多首,大多写给新中国。1958年6月21日,72岁的他病逝北京医院。追悼会上,毛泽东神情肃穆,再无诗句,只抬手致敬。
十多年后,《毛主席诗词》付梓,有关部门劝删与柳亚子互和的篇章,理由是“篇幅有限”。毛泽东批示:一字不改。就这么简短的一行字,让诗人的名字留在了国家正式出版物里,也让两人半生的诗缘不至中断。

回头看,1949年那场“情绪风波”并非花絮,而是一堂生动的统战课:照顾情绪,也要解决问题;给足尊重,也要明确原则。捧一杯茶,写一首诗,矛盾并没凭空消失,却被引向合作的出口。老一辈政治家的分寸与耐心,今天读来仍觉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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