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1949年4月29日，颐和园益寿堂】 “柳先生，我来听取您的意见。”毛泽东刚踏进院门就开口。柳亚子抬头，拄着拐杖，脸色还带着没散尽的怨气，却还是拱手相迎。这一幕通昭配资，后来被警卫员悄悄写进了工作日记。
当时的北平春寒料峭。三天前，刚从六国饭店搬来的柳亚子对住宿、饮食、座次统统不满意，甚至因为一碗菜火气上涌，拐杖差点敲到管理员的肩膀。周恩来过来做工作，说了半个小时的话，一句“打人不合我们规矩”让他有些挂不住面子，可情绪并没完全消散。
柳亚子不是一般诗人，他早年跟随孙中山举旗反清，辛亥后又主张护法；日本侵华时，他辗转西南，借诗笔疾呼救亡；抗战胜利后，他公开反对国民党内战，被特务盯上，不得已逃到香港。六十多岁的人了，背影依旧挺直——这一点，毛泽东格外欣赏。
毛、柳初识在1936年广州，一壶清茶，一首旧体诗，两人皆觉投缘；第二次相见是重庆谈判，那首震动山城的《沁园春·雪》正是柳亚子“索句”所得。第三次重逢便是现在——中国革命胜负已分，新政权呼之欲出，可诗人却因为礼遇问题写下《感事呈毛主席》，字里尽是牢骚。
毛泽东收到那首诗，当夜批示：先把生活安排好，再谈情绪。随后秘书田家英忙着给柳亚子找车、安排拜谒香山碧云寺的行程，还请摄影师跟拍。表面看，这只是细节；暗地里，毛泽东无非想告诉柳亚子：你不是客人，而是自己人。
见面时，两人先聊旧事。毛泽东笑着数道：“粤海饮茶、渝州索句、北平读章——三次见面，次次都离不开诗。”柳亚子叹道：“脱胎换骨通昭配资，全赖这一场大风大浪。”紧接着，毛泽东把话锋收紧，“牢骚太盛防伤身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”这不是即兴，而是他昨晚写好的《和柳亚子先生》。诗人听罢，沉默片刻，轻轻点头。
半小时后，两人划船入昆明湖。湖上风硬，柳亚子裹紧大衣，毛泽东却反把棉衣敞开，他指着碧水说道：“昆明湖不比富春江，可今天的北平有主了，想说什么尽管说。现在不同了，你可以自由发言。”这一句击中了诗人的要害——几十年漂泊，他最怕的正是言论被噤。
回到益寿堂，柳亚子喝着热姜茶，主动提笔润改旧诗，把“怨”字换成“愿”字。第二天，他递交申请：参加筹备中的政协，并愿随军南下采访。毛泽东批红：“可。”
七月，新政协名单公布，柳亚子名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有人替他庆贺，他摆手：“我不过写字的，可如今写字也算生产力。”这种说法，放在那年夏天很新鲜，也很管用。
国庆那天，诗人被请上天安门城楼。他看见五彩礼花，忽然想到毛泽东那句“赤膊上阵”，便现场填《浣溪沙》。刚写完，工作人员拿去给毛泽东，短短半小时，主席的和词就送回来。柳亚子摸着纸页，低声念：“一唱雄鸡天下白，万方乐奏有于阗。”旁人只当他在背诗，没人注意到他眼角微湿。
1950年秋，志愿军入朝前夕，毛泽东与柳亚子再度唱和。外界只看到领导人的从容，却不知道内部决策的艰难。柳亚子说：“我不懂兵法，只懂写诗。”毛泽东回：“诗可以兴，也可以寓兵。”一句话，把文化与战争、情感与国家命运连在了一起。
随后数年，柳亚子身体走下坡路，但笔仍不停。《七律》《忆秦娥》……一共三百多首，大多写给新中国。1958年6月21日，72岁的他病逝北京医院。追悼会上，毛泽东神情肃穆，再无诗句，只抬手致敬。
十多年后，《毛主席诗词》付梓，有关部门劝删与柳亚子互和的篇章，理由是“篇幅有限”。毛泽东批示：一字不改。就这么简短的一行字，让诗人的名字留在了国家正式出版物里，也让两人半生的诗缘不至中断。
回头看，1949年那场“情绪风波”并非花絮，而是一堂生动的统战课：照顾情绪，也要解决问题；给足尊重，也要明确原则。捧一杯茶，写一首诗，矛盾并没凭空消失，却被引向合作的出口。老一辈政治家的分寸与耐心，今天读来仍觉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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